香港疫情下的现金发放政策，为何强积金（MPF）成为关键条件？-朱坤澳瑞特

在香港近年面对的多轮疫情冲击下，经济下滑和民生困境成为社会焦点，为缓解市民压力，香港政府多次推出现金发放计划，例如2020年的“现金发放计划”和2022年的“临时失业支援”，这些措施往往附带条件，其中之一便是要求申请人必须参与强积金（MPF）计划，这一政策引发了广泛讨论：为何MPF成为政府发钱的门槛？它背后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和经济逻辑？本文将从MPF的制度设计、疫情下的政策目标、以及社会公平性等角度,深入分析这一关联性。

强积金（MPF）在香港社会中的基石作用

强积金自2000年实施以来，已成为香港退休保障体系的核心，它强制雇主和雇员共同供款，旨在为劳动者提供长期养老储蓄，截至2023年，MPF覆盖了超过90%的劳动人口，总资产超过1万亿港元，这一制度不仅是个人财务安全的支柱，更成为政府管理社会资源的重要工具，在疫情中，MPF的数据系统——包括就业记录、收入水平和供款历史——为政府提供了准确的个人信息库，这使得MPF成为发放现金援助的理想筛选机制：政府可以通过MPF记录快速验证申请人的就业状态和收入情况,避免重复发放或欺诈行为。

在2022年的“临时失业支援”计划中，申请人需证明其在失业前有MPF供款记录，以确保援助目标真正惠及受疫情影响的在职人群，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行政效率，还强化了资源的针对性，数据显示，该计划通过MPF系统处理了超过30万宗申请，节省了大量核查时间，反之，如果没有MPF作为依据，政府可能面临数据碎片化的问题，例如自由职业者或无MPF覆盖的群体难以准确追踪,导致发放延迟或资源错配。

疫情现金政策与MPF的关联：公平与效率的平衡

香港政府在疫情中发放现金的目标多重：既要刺激经济、提振消费，又要保障弱势群体的生计，将MPF作为条件，正是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点，MPF供款者通常是正规经济部门的参与者，他们的收入受疫情冲击较大，如旅游业、零售业雇员，通过MPF记录，政府可以精准识别这些“高需求”群体，确保资金流向最需要的人，这一政策有助于防止滥用，在2020年的现金发放计划中，MPF数据帮助排除了高收入人群或已移居海外者，使超过600万市民受惠,总支出约700亿港元。

这种关联也引发了公平性质疑，香港有部分群体未被MPF覆盖，如家庭主妇、退休人士或零工经济工作者，他们可能因缺乏MPF记录而无法获得全额援助，导致社会边缘化问题加剧，政府为此设立了补充机制，如通过综合社会保障援助（综援）来覆盖这些群体，但申请流程更复杂，时效性较低，这反映出MPF作为条件的两面性：它提升了政策的针对性；它可能无意中制造了“制度盲区”,需要进一步完善。

MPF条件的社会影响与争议

从社会层面看，以MPF为发钱条件，强化了香港“工作导向”的福利文化，它传递出一个信号：政府优先保障那些参与正式经济、为社会供款的公民，这种理念在疫情中被放大，既鼓励了就业，也强调了个人责任，有MPF记录的申请人往往能更快获得援助，这激励了更多人加入正规就业体系,从而促进长期经济稳定。

批评者指出，这种政策可能加剧不平等，香港的贫富差距本就显著，疫情下低收入和零工群体本就脆弱，MPF条件可能让他们雪上加霜，根据2022年香港统计处数据，约5%的劳动人口未参与MPF，他们多从事临时工或自雇职业，尽管政府推出了例外条款，但申请门槛较高，导致部分人未能及时受助，MPF账户的投资表现波动也可能影响民众观感：在疫情中，MPF基金曾因市场动荡而亏损,有人质疑为何将现金援助与一个可能贬值的系统绑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