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机场疫情责任追问，防控体系中的权责边界与公共治理反思

2021年夏季，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的暴发，如同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中国疫情防控体系中深层次的权责分配问题，这场由境外输入病例引发的本土传播链，最终扩散至全国十余个省份，引发公众对“谁该为疫情破防负责”的追问，责任的归属并非简单的个体问责，而是涉及管理体系、制度执行与公共治理能力的复杂命题。

事件回溯：防控链条的断裂点

南京禄口机场疫情的源头，指向机场保洁人员在国际与国内航班交叉作业中的感染，后续调查显示，机场在境外疫情高发期未能严格落实“人物同防”要求：国际航班垃圾清运、保洁流程存在漏洞，高风险岗位人员闭环管理形同虚设，常态化核酸检测频率不足，更关键的是，疫情发现后的一周内，机场运营方未及时升级管控措施,导致病毒通过客运枢纽快速向外扩散。

这一系列环节的失守，直接暴露了禄口机场作为“国门第一道防线”在管理上的系统性松懈，但若仅将责任归咎于机场基层人员或单一部门,显然未能触及问题核心。

责任主体的多维审视

机场运营方的直接管理责任
作为疫情防控的一线单位，东部机场集团（禄口机场运营主体）对高风险岗位的流程设计、人员培训与监督负有直接责任，在疫情暴发前，已有专家多次警示国际机场可能成为防疫薄弱环节，但部分机场未能将警示转化为具体行动，事后，江苏省纪委监委通报显示，东部机场集团党委委员、办公室主任汪超等人因涉嫌玩忽职守被立案调查，集团董事长冯军被暂停职务,这印证了管理层面存在的履职缺失。

地方监管体系的监督责任
南京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及交通运输、卫生健康等部门，承担着对机场防疫的监督指导职责，在禄口机场被爆出“国际国内航班混合运营”问题前，监管部门是否未能通过常态化检查发现隐患？是否因长期“零感染”而产生麻痹思想？这些疑问指向监管链条的响应效率问题，值得注意的是，疫情扩散后，南京市在核酸检测组织、风险区域划定等应急响应中也暴露出协调不足,进一步放大了疫情的社会成本。

常态化防控的制度设计责任
更深层次看，禄口机场疫情折射出中国“动态清零”政策在局部地区的执行温差，2021年上半年，国内疫情总体平稳，部分领域出现“防控疲劳”，对国际口岸的防疫标准可能被隐性降低，国家层面虽多次强调“外防输入”，但具体到机场、港口等单位的操作细则、资源调配与考核机制，仍需更科学的顶层设计，高风险岗位人员的闭环管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，若缺乏专项财政支持与标准化方案,基层单位容易因成本压力而简化流程。

权责错位：公共治理的深层症结

南京机场疫情的责任追问，本质上是对公共危机管理中权责匹配机制的拷问，在现行体制下，机场运营企业承担一线防疫任务，但人员编制、资金投入等决策权可能受限于更高层级的行政管理体系；地方政府虽负有属地责任，但对垂直管理的民航系统影响力有限，这种“权责分离”可能导致防控措施在执行层面打折扣。

“事后问责”与“事前预防”的失衡同样值得反思，疫情防控体系的有效性，应建立在常态化风险评估与动态优化基础上，而非依赖事后追责倒逼改进，此次疫情后，全国机场迅速强化了高风险岗位分类管理、增加核酸检测频次,恰恰说明制度缺陷本可通过前瞻性调整避免。

走向问责与重构的平衡

对南京机场疫情的责任认定，最终需回归“问责—反思—重构”的闭环：

• 问责是必要的纠偏机制，但需避免“甩锅式追责”，而应聚焦制度漏洞的修补；
• 反思应超越单一事件，推动建立更精细化的口岸防疫标准、更科学的风险岗位保障机制；
• 重构则需要打破部门壁垒，通过数据共享、资源整合提升跨层级协同效率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022年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发布的《全国机场境外输入疫情防控指南（第八版）》，明确要求国际客运保障人员“专人专岗”“闭环管理”,正是对类似教训的制度化回应。

南京机场疫情的责任之问，答案从来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或部门，而是一面映照公共治理短板的镜子，在全球疫情长期化的背景下，如何平衡防控成本与社会效益、如何将“战时机制”转化为可持续的常态化管理，仍是所有城市必须面对的课题，唯有通过权责对等的制度设计、穿透执行层的监督机制,才能筑牢真正意义上的防疫共同体。